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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枝染沉绿，柳浪含烟，站在湖南湘阴柳庄“耕读传家”雕塑前，恍若穿过百年时光隧路，那个发出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全国”“我之疆索，尺寸不成让人”的湖南人，此使佚气凛然地高耸在我面前，令人寂然起敬。

 

       他就是左宗棠（1812—1885年）。他兵马毕生，抬棺出征，收复新疆，彪炳史册。他极为推崇清廉品质，为教育官员清廉从政，节选了顾炎武、于成龙等人专论吏治文章十八篇，编成《学治要言》一书，要求为官必须清廉爱民、勤于治事、慎于用人，熟悉国度法令。对为官清廉者，他予以沉用；对贪赃枉法者，他重办不贷。而他自己，身处权势高位，未曾同流合污，这与其优良家风有着亲昵关系。

 

       左宗棠诞生于书香世家，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国子监生，父亲也是秀才，皆以“孝义”闻名于乡里。据史料纪录，曾祖父左逢圣“诚孝，居贫好施”，在湘阴县高华岭设“义茶亭”以解行人饥渴。左宗棠继承了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，在湘阴柳庄耕读期间，“筹族中备荒谷成，又悉捐家中长物”；每遇灾年都在路边设大棚，让家人熬粥、熬汤药救助难民。

 

       左宗棠器沉教子，在其留下的大量家信等文字中，可见其用心教育四个儿子若何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、清廉守家。

 

       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左宗棠为左氏宗祠题联：“纵读数千卷奇书，无尝试不为识字；要守六百年家法，有良策还是种田。”他还有一副家训联：“要大门闾，积德累善；是好子弟，种田想书”，并嘱咐子弟“慎交游，勤耕读；笃底子，去浮华”。左宗棠家信中多有教子想书做人的内容，强调想书在于“养性、养身、明礼、做人”。他在写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：“尔年已渐长，想书最为要事。所贵想书者，为能领略事理，学作圣贤，不在科名一路……尔父二十七岁以来即不赴会试，只想想书课子以绵世泽，守此耕读家风，作一个好人，留些楷模与子弟看而已。”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他写信付托周夫人：“家下事所有以谨厚朴俭为主。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，种田想书，可远嚣杂，十数年远景致，想堪寻味也。”可见，左宗棠刻骨铭心的是耕读家风，并提醒家人不忘寒素本色，切勿沾染纨绔子弟陋习。

 

       左宗棠要求子弟“从寒苦艰巨中做起”，“切勿饮食征逐，虚度时日”。即便他后来位高爵显，依然维持着节俭习惯。左宗棠之所以让子弟“崇俭”，主张在于“广惠”，强调“用财有路，自奉宁过于俭，待人宁过于厚”“广惠之路，亦远怨之路也”。他极度注沉上行下效，遇湖湘水灾，捐银赈济；陕甘大灾，慷慨解囊；以个人廉俸采办新式兵器，凡此各种，不胜枚举。据统计，左宗棠写给夫人、仲兄、儿女和侄儿们的163封家信中，提及“助赈之事”就有66处之多。

 

       左宗棠常以“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”告诫自己，教育儿子“做官不要钱，乃本分事”。他的廉俸总是存放于藩库用于公需调拨，或并入楚军粮台以充军饷，或存于营务处以应赈济灾民所需。家中十几人用度，左宗棠严格节造，从不多寄钱，以至于有时辰周夫人患病都无钱买药。左宗棠的老友、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得知此情况后，专门写信给湖南巡抚：“左公不顾家，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……公一钱不私于己，不独某信之，全国人皆信之。”左宗棠在写给次子孝宽的信中说：“我廉金不以肥家，有余辄顺手散去，尔辈宜早自为谋。”让孩子们自谋生路，早作筹算。

 

       在左宗棠的教育下，四个儿子均无“骄娇”之气，有所成就。长子左孝威，追随左宗棠在军中做了一名随军文书，衣食住行与通常军士通常无二，未有丝毫特殊，后患病早逝；次子左孝宽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郎中；四子左孝同为驰名的金石书法家。

 

        “立身不苟，家教甚严。入门，虽三尺之童，见客均彬彬有礼……虽酷暑，男女无袒褐者。烟赌诸具，不使入门。虽两世官致通显，又值风俗竞尚富贵，谨守糟糠之素，从未沾染习惯。”这是时人夸奖左宗棠家风的句子，亦是“湘上农夫”苦心造就家风的了局。（作者   王俊 陈白云）


起源：三湘风纪